童 年
——往事回眸之一
在尘封记忆的匣子里，最不忍翻看的时光是童年。在童年的时光里，虽然也不乏童真的乐趣，然而烙印在记忆底片上更多的却是酸楚、艰辛与无奈。
和许多生不逢时的同龄人一样，我的童年也很清苦。幼儿时，母亲没有奶水喂我，是一口口小米面熬的糊糊把我喂大。三岁时，我被过继给叔叔，就是我现在的父母家。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是在合作社大食堂里做饭的姑母每天偷偷带回来嘎饭掺半的饭团使我免遭野菜淀粉度命之难。所以从小就营养不良的我，能长到今天这副身子骨就已经够幸运的了。
我是五岁时从邻居长舌妇的嘴里听到我是过继儿的。虽然那时家里的生活要比生我的那个家好得多，但不知是因为个性的倔强，还是因为从未生育的母亲性情孤僻，一种寄人篱下的阴影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说心里话，从小到大，父母对我不是十分不好，特别是父亲。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的一位亲属想用自己的儿女把我和姐姐顶替，父母还是很疼爱我们姐弟俩的。但如果不是亲生父母的规劝，我和姐姐还是会回到生身父母和兄弟姐妹身边，哪怕那个家再穷再苦也心甘情愿。
九岁那年放暑假，去县城办事的父亲带上了我，那是我第一次到前郭县城。大街上，我瞪着一双本来就显大的眼睛，东瞅西看，看啥啥新鲜，走出老远，我还紧盯着“转盘”中央那高高的大凉亭不忍转回头来。途中，父亲为我买了两根三分钱一根的冰棍儿，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夏天吃到只有冬天才能吃到的冰。晚上，父亲又带我到红旗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片名忘了，只记得是一部八路军和日本鬼子打仗的片子。但就这些，回家后仍让我在小伙伴中好顿炫耀：“县城老大老大啦，走一下午没看着边；县城里的冰棍比冬天的冰溜子好吃多了，贼甜；睡觉那屋里的布凳子可暄乎了，一坐上就露个脑袋；大火车比咱屯子都长，劲老大了，一叫唤地皮直动弹”。就这些，也着实让那些自下生就没离开过家二里半地的小伙伴羡慕得不得了。
虽然性格孤僻又易受人挑唆的母亲对我和姐姐管教的严厉有时会大大超出母亲对儿女的严管程度，但我和姐姐骨子里遗传下来孝顺血统，仍使我们对从三岁就把我们抱来辛勤养育的父母孝敬有加。由于父亲经常下乡，母亲身体多病，在我记忆中，先后有三次病重棺材都摆在了门口，有一次已经抬进棺材，烧了半泥盆纸后竟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那时母亲几乎每年都得有两、三个月卧床不起，因而九岁时的我就学会了煮粥、热饭。母亲每次犯病，我在上学前都要给母亲拿好药、倒杯水放在炕沿上。上间操时再跑回距学校三百多米的家里给母亲倒杯水，然后再跑回学校上课。十二岁那年的正月初三，又犯了精神病的母亲差点没让我陪她成了“冻死鬼”。那天晚上，九点多钟，我仅穿条小裤衩躺在被窝里看书，母亲坐在炕头，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已经连续看护母亲五、六天的父亲实在熬不住了，便嘱咐我看母亲一会儿，父亲头朝炕里刚倒下便发出阵阵鼾声。突然，只穿一身单衣的母亲下地开门向外走去，我大喊一声“爹，我妈跑了”！一下子窜出被窝，赤脚追了出去。一出门，凛冽的寒风就把我吹了个趔趄，我顾不上这些，快步朝已走出十几米远的母亲追去，等追上母亲，几乎赤身裸体的我已冻的说不出话来，搂住母亲就往回推，好半天才把母亲推回屋。这场冻，使我大病一场，但这场冻，不但冻好了母亲的“疯”病，从那以后再没犯过，而且对待我和姐姐也和善了许多。
我十三岁那年，初中毕业的姐姐被招工走了，父亲下乡时，家里挑水的重担就落在了我的头上。现在个头都不高的我，那时更瘦小得可怜，把扁担绳绕得钩挨扁担，两只大水桶还是刚离地。好在水井离家不过200米，一柳罐斗子水，分装在两只水桶里踉踉跄跄还勉强可以担到家。但每一次一到井台，那黑咕隆的井口和那比我个儿都高的轳辘把真叫我眼晕。每次担水，我只好把扁担横在两只水桶上，坐在井边等来担水的大人，大叔长阿姨短地求人帮
我打一罐水。也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虽然生活很辛苦，但夏天割猪菜，冬天捡烧柴仍干得尽心卖力，因为割猪菜时可以乘机打鸟、找鸟窝，捡烧柴时可以打“雪雀儿”、套“沙半鸡儿”，满足童心的渴求。
童年时的生活确实很苦，苦得今日回想起来仍心里酸楚、眼角潮湿。但我又真的好感激那段苦日子，感激母亲那经常高扬的巴掌，是童年时那刻骨铭心的苦日子教会我坚强，是母亲打在我脸上的巴掌教会我做人，教会我该怎样负起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
童年，我充满苦楚与艰辛也充满欢乐的童年，对今天的儿童来说真不谛一个古老的传说。
遇 狼
——往事回眸之二
在记忆中，小时候最怕的是狼，虽然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狼长得是什么模样，但每天晚上一听见母亲说：“快睡吧，看一会儿狼来了”就吓得再不敢吭声。后来从大人给讲的许多关于狼的“瞎话”中逐渐在脑海里描绘出狼的形象：狼非常凶狠、也非常狡猾，像狗，拖着长长的大尾巴，皮毛的颜色可以随四季草木的颜色变化，遇到人的时候会装瘸，咬人时专咬喉咙，有时还会披上羊皮装羊，穿上人衣装人。由此对狼就更加畏惧，几乎到了提狼色变的程度，晚上站在尿桶旁撒尿，谁要一提狼字，不管尿没尿完，裤衩都来不及提就往炕上窜。8岁那年，当我真的遇上了让我恐惧了好几年的狼以后，却再也不怕狼了。
那是1963年的端午节，当时在达里巴公社任社长的父亲赶着从供销社借来的套着四匹马的大车，带我们去离此30多里外的四十家子村的伯父家看望奶奶。那天早上，已经下了近一夜雨的天仍没放晴，道路非常泥泞。临行前，父亲说这阵子经常有野牲口出没，咱们把枪带上。母亲便从炕稍被垛里拿出父亲下乡时常背着的一只步枪和一盒子弹放在车上。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对农村的活计都不陌生，赶大车更不外行，四匹马在父亲的吆喝下出了村，沿着两旁长满野花绿草的乡间土路缓缓而行。
大约走了七、八里路的时候，本来很安静的马突然变得很烦躁，不时地打着响鼻儿，耳朵都非常警觉地竖立起来，并不时变换角度扫描着。父亲说，可能有野牲口来了。果然，父亲的话间刚落，我突然发现在前方距车不到二百米的草丛中，一只近乎黄色的“大狗”好像瘸着一条腿，正颠儿颠儿地向马车跑来，我惊呼一声：“看，那是啥？”父亲说：“是条狼”。一听说是狼，我一下子拽住母亲的胳膊，瞪大了眼睛死死盯住越来越近的狼。父亲将车停在路边，拿起枪推弹上膛，蹲在车前不远的草地上，瞄准正向车奔来的狼开了一枪。随着“砰”的一声枪响，急奔的狼猛地刹住了脚，愣愣地望着。“砰”，父亲对着放愣的狼又开了一枪，狼大概感觉情况不妙，顾不上再装瘸，转身就跑。但随着第二声枪响，本来就已经惊恐不安的马像商量好了似的，突然一同转身顺着来时的路飞跑起来，任母亲怎么吆喝也不停步，刚刚打跑了狼的父亲忙提着枪在后面追赶“无人驾驶”的马车。车上，母亲一手搂着姐姐，一手搂着我，在失控的大马车上任其颠簸。好在道路泥泞，车轮上的泥越沾越多，马也越跑越慢，终于在距村四、五里的地方停了下来。父亲追上来后，整理了一下马车，又调转车头上路了。
经过这场打狼、惊车的风波之后，我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对狼的恐惧好像在惊车的奔跑中被颠簸掉进草丛中了，反正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怕过狼，而且胆量倍增，并由此得出一条结论：世界上什么动物都怕人！
打 鸟
——往事回眸之三
小时候特别喜欢打鸟，而且在同龄的伙伴中绝对称得上高手，不论是用夹子打、用弹弓打，还是用鸟笼捕都得心应手。死在我手里的鸟只能用不计其数来形容，可谓双手沾满了鸟的鲜血，今日回想起来真是追悔莫急。
其实也不能全怪我对鸟心狠手辣，小时候除了听老年人说别打鸟，不然死了以后过不去鸟山外，压根就没有人对我们进行保护鸟类，鸟是人类的朋友，打鸟会破坏生态平衡的启蒙教育。再加上那时候除了弹玻璃球、踢大钱儿再没别的事儿干，只好拿打鸟开心解闷。更重要的是那时家家日子都挺紧巴，一年到头尝不到几回荤腥，打鸟也是为了满足胃肠对肉的渴望。
小时候地处江湾的平凤鸟特别多，每年开春小满前后，屯边林带里、地头的水坑旁，到处都是打鸟的好战场。一到打鸟时节，我就变得特别勤快，每天午间坐在仓房上用黄土泥团小泥球，抢着帮母亲抱柴禾、烧火，乘机从玉米茬里扒打鸟的虫子，而且一放学就特别主动地去割猪菜，目的都是为打鸟提供方便条件。每次出去打鸟，我都像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武工队员，腰里挎着几十盘自己用铁线、钢丝做的夹子，手里提着弹弓，衣袋里揣着虫瓶和小泥球，而且每次出猎都是凯旋而归，少则几十只，多则上百只。在水坑边打到的大多是“黄豆瓣”、“红马料”等嘴儿短粗、吃硬食儿的鸟；在刚翻过的地里，打到的大多是“牛尾巴黄”、“山燕子”、“江遛子”等嘴儿长、吃软食儿的鸟；在林带里打到的大多是“蓝腚肛”、“红下颏”、“菜鸡”等鸟。
下夹子打鸟很有讲究，打什么鸟用什么办法下，是顺风下还是顶风下，是全用细土掩上还是只埋一半，虫子怎么销，鸟怎么遛，多长时间去看夹子、摘鸟都有学问。最好打的鸟是冬天的“雪雀”，每到下雪天，雪雀总是成百上千地结帮而飞，你只需用脚在雪地上趟出一块露出黑土的“夹窝”。把销上谷码的夹子放在地上就行，半天下来，几十盘夹子收获的战利品就得用筐装。
除了用夹子打鸟外，用弹弓打鸟也是我的长项。一只弹弓玩得几乎指哪打哪，课间十分钟，只要我到离教室不远的树林中转上一小圈，至少三、四只短命的鸟就进了口袋。那阵子，学校里的男同学打弹弓成风，在男同学中，
弹弓拥有率肯定在80%以上。为了避免学生拿窗上的玻璃和电杆上的路灯当靶子，学校不但把打弹弓列为校运会的比赛项目，而且还在操场边，用木架高高地挂起用铁板做成的美国佬、苏联大鼻子、蒋秃子的头像供学生练弹，每到课余，泥球中的之声不绝于耳，三个靶子早已千疮百孔，但学校的玻璃却无需经常更换了。
如今，每到春季，我总是喜欢到效外去，但不再是去捕蛙猎鸟，除了远离闹市，多呼吸一点春的气息，更主要的是想再听一听群鸟落枝头的鸣唱，看一看鸟儿啄食饮水的模样，然而每次都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因为作为人类朋友的鸟越来越少了。
每次归来，我都深深责备自己儿时猎鸟之所为。好在今天的孩子们都不再打鸟了，相信百鸟齐鸣，与人类共沐春光之景象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重现人间。
